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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川新生广场上的市民 图/麦启烜

时间的节奏既快又慢， 眼前的一切被震碎多年， 人们需要用时间令其变得遥远，那是漫长的5月，回头和往前走是真实而矛盾的存在。

地震遗址的许多地方，在15年当中，经历过无数次水流和泥沙的冲刷，已经跟当年很不一样 。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 记者 卫毅 发自四川

编辑 / 陈雅峰 rwzkcyf@163.com

炻器 再次见到吴松，是在15年之后。他剃光了脑袋，胡子长得比当年的头发还要长。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08年5月，“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北京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我们都在等待飞往成都的航班。他神情焦虑不安，我走过去跟他说话。他说他家在四川茂县，但家里人的电话一个都打不通。他的眼泪掉了下来。我和摄影记者姜晓明商量，跟吴松一起去茂县，记录下这一路的经历。经由汶川通往茂县的路已经阻断。我们试图从北川去茂县。进入北川后，所见惨象留住了我们的脚步。我们在北川继续采访，而吴松回到成都。我们当时的另外两位记者郑廷鑫和大食，跟吴松从成都出发，坐越野车，绕道小金、马尔康、理县，回到了茂县。2008年之后，我多次回访四川地震灾区，但各种原因，一直没有见到吴松。这一次“5·12”地震15周年回访，我见到了他。 吴松新建的工作室在都江堰天马镇禹王村。他的妻子是本地人。星期天，女儿在二楼弹琴，一楼的桃枝散发着淡香。“15年，我X，”吴松坐在茶几前，倒着茶，“好吓人，这个时间。”吴松当年在北京798做陶艺，“5·12”地震发生后，老师给他买了机票，让他赶紧回去一趟。那年他26岁，现在他41岁。工作室摆了一张乒乓球台，为了在工作间隙可以运动。前几年，他发现自己血糖超标。 2009年，回到成都后，他在周边已经换了好几个工作室。他做的是陶器。“准确地说，可能叫炻器更合适。”陶器和瓷器之间的是炻器。 在茂县老家山上，吴松还有一个工作室。夏天到来的时候，喜爱陶艺的朋友们会去往山里，用柴烧窑，那是创作之地，也是闲适之地。 如今，从都江堰去往茂县的高速公路很方便，两个多小时便可抵达。以往需要四五个小时车程。老家的亲人已经搬到县城。吴松喜欢山上，那时候的父母，穿羌族衣服，过刀耕火种的生活。 民间还可以持有猎枪的时候，吴松会和朋友爬很高的山打猎。山上有野鸡、野猪，还有更多猎枪碰不得的野物。翻过山，就是北川。这里是龙门山地震带。以前围着火塘烤着火，经常能感受到轻微的小震。他对此习以为常。 一成不变的生活让“山外”对他构成了吸引力。大城市是什么？读高二的时候，吴松和班主任打了一架后，绕过在县城路口封堵的老师和亲人，离家出走，去往上海。他做过清洁高楼外墙的“蜘蛛人”。他还记得南京东路的华东电力大楼有突出的一段楼体，擦大楼玻璃的时候，整个人会悬空，无可凭藉的感觉让人心生恐惧。他在上海待的时间不长。回到茂县之后，他考上了阿坝师专，学了艺术。“学艺术是因为我喜欢自由的状态。” 回到山里，也会失去某种凭藉。他觉得这已经不是以前的“山上”。有些东西改变了，味道不对了，不是小时候的氛围。“地震之后，突然给了你快速发展的机会，进入这种状态，都思考怎么去挣钱了，其他的东西就没有了，所有的人朝着一个目标去，就完蛋了。地震带走了很多东西，不只是命和房子。” 吴松用烧柴的方式烧制炻器。柴会让炻器的质感更自然。他刚在炉子前守了三天三夜，用掉了两吨收来的柴木，看着柴灰和陶土混合，变成漂亮的颜色。他让我看窑中碳板上的绿色，这些绿色是柴灰变的。这让我感到惊奇，灰烬的终点不尽是灰色，还会有绿色。 工作室的书架上有画册，画册上有他的作品。他有一个笔名，叫“尔玛遗子”。其中一件作品叫《轮回》。生命主题是他的作品表现的一个方向。一件作品就置放在我旁边的架子上，我以为是真的木头，其实是陶土烧制的作品：一段木头上，长出了木耳，蜗牛在往上爬。 “生命是延续下去的，没有终结。” ▲吴松在都江堰工作室门口 图/本刊记者 大食 共享菜园 贾佑春在成都自家所住公寓楼顶开辟了一片菜园，种着葱、香菜、油麦菜、菠菜、樱桃萝卜……她在上面挂了一个牌子：请邻居们随便取用。这是共享菜园。 她喜欢打拳，但现在不打了。认识的两个拳击教练都已经不再教拳，他们一个做了钢琴老师，一个去卖卤菜。卤菜虽然不是特别好吃，但贾佑春路过还是会买。改教钢琴的拳击教练招生也不容易。这几年，许多店铺不再开门，包括开了许多年的老店。贾佑春对儿子说，到店里买东西，不要讲价。 儿子读大四，正在家写毕业论文。晚饭最主要的那道菜是他做的酸菜鱼。成都新冠疫情期间，他回到兰州上学，在学校被隔离两周，住的教职工公寓，有独立卫浴。“住得还蛮爽。”他是2000年出生的人，00后。 2022年，贾佑春突发晕眩，出小区和救护车的到来需要层层申报，在等待之时，许多邻居来到门口，让她感动。她觉得人生会经历荒年和丰年。丰年时要想到荒年。她囤了很多东西，这不是疫情教会她的，而是从北川灾区经历得到的启发。她和前夫在北川待了好几年，给受灾群众做心理咨询、哀伤辅导。这对心理咨询师是考验。一位同行从地震灾区回到台湾后，产生过自杀的想法。而贾佑春和自己的丈夫产生矛盾，难以调和，两人离婚。她自己接受了多年的心理治疗。 “15年了，当时跟做梦一样，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贾佑春现在一家心理诊所工作。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她困在重庆女儿家里。她有学生在武汉，找到她，请她在线上给武汉人做心理咨询。她有了经验，对自己做了保护。过于繁密地接触“来访者”，对咨询师本人会有伤害。 2023年是贾佑春做心理咨询的第20个年头，最深刻交流的朋友，都在咨询室里。她欣赏欧文·亚隆的一句话——在生命深处相遇。这份职业有寄托，能收获价值意义。 在地震灾区，贾佑春的工作主要是哀伤辅导。灾区是一个很深的坑，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坑。比如，她这两年咨询的一个女孩，从15岁开始自杀。两次从楼上跳下来，第一次把腿摔断了，第二次把腰椎摔成粉碎性骨折。手腕、腿、肚子都割过，频率最高的时候是两三天就割一次。她夏天要戴袖套，因为被反复割过的手腕“像米其林轮胎”。医生说她是自杀狂，对她的诊断是未分类型精神障碍和重度抑郁。她的父母找到贾佑春，说，在咨询期间，孩子如果死了，绝对不找她。第一次见面，这个孩子告诉她：我的目标就是自杀。在咨询室，贾佑春说，你可以坐着，躺着，回家，都可以。两三年下来，她们成了好朋友。在一次割腕之后，女孩在一所医院接受了电击疗法，记忆力变差，许多人都记不得了。但她说，她想去见贾老师。她对贾佑春说，她不想自杀了，她的愿望是“啃老”。这样的愿望，让她的父母热泪盈眶。贾佑春对女孩说，我们要随缘，要放弃一切控制，包括对死亡的控制。 贾佑春最近做了一个哀伤辅导。一个两岁半的小孩得甲流死了，她给小孩的父母做咨询。“这样的事情我很轻车熟路，就像回到了灾区。但做了这个咨询后，我心脏疼。这让我想起灾区的经历。这是我的创伤，是我想忘掉的。” 5年前见到贾佑春的时候，她还陷在自我的心理沼泽中，她难以接受相伴28年的丈夫跟她离婚。现在，她可以接受。这些年咨询的过程中，她觉得自己在改变。相比当年在灾区，对事物的认识、性格、心态等等都有了一个很好的成长。“新的灾难中的心理援助，我们还不知道。心理咨询、情绪的投入，需要一个强大的后备支持。就像我跟病人说的，你就躺在时间里面，时间往前走，就带着你走。在时间中，我们就像尘埃一样，但尘埃也是重要的。不用做什么，在时间里去感受生活的时候，我的生命就达到了一个和平的状态。” 前段时间，贾佑春出门锻炼。当她穿着汗水浸透的衣服，推着共享单车，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时，她看到前夫跟他的现任妻子，开着车，也在那里等红绿灯。“从外表看，他们好像更光鲜亮丽一些，我看上去是很落魄的样子。过去的话，我可能会感觉很尴尬，而且有羞耻感，但是我当时心里特别地平静。”她跟前夫打了一个招呼，笑了一下。“我觉得自己胜过了以前生命经历里的恩怨情仇。在我的脑海里，有更辽阔的世界和更丰盛的生命。” ▲贾佑春在自家小区 图/本刊记者 大食 药店 文流斌在北川永昌镇开了一家新的诊所。永昌药店多，诊所不算多。在他这里，中医西医都有。他用5年前在北川擂鼓镇载过我的路虎又载我在永昌镇转了转。15年前，他骑摩托车的时候，拉过病人，也拉过记者。他帮助过很多人，包括到北川做心理咨询的贾佑春。新到陌生之地的人，都希望遇到他这样热心的本地通。现在，他想带我去看水库、电厂和森林公园，他认为这是县城里的大项目。这一次，出门不久，就有电话叫他回去拿药。经过一个楼盘，他说，这里的房子八九千一平米，比绵阳一些楼盘都贵。 他拿的药是布洛芬，给一位朋友送去。“去年（ 2022年 ），我说全国人民都姓布。”身处北川，他接到了全国许多地方的电话，重庆、陕西、甘肃、浙江……他给他们寄了药过去。他并不太认同大家的这种做法。“对症下药才是正确的选择。退烧药至少一百种啊。”文流斌说，“没有一种药可以包治百病的。” 2022年新冠疫情刚解封的时候，他的诊所里全是人。他需要通宵熬中药。现在，他的桌子上放着制作好的中药药丸，等人来拿。一些人有新冠后遗症。“咳嗽、胸痛、虚弱，这一看就知道是新冠后遗症。” 他带我去看了正在装修的新房。车子停在了地下停车场。他花了九万多块钱，买了两个车位。房子面积有150平米。连装修在内，花了160多万。这是他给刚毕业的儿子准备的。儿子大学刚毕业，学医。“现在选择学医的年轻人不多了。” 晚上，他和朋友在一家新开张的牦牛肉火锅店吃饭。进门的时候，老板正在拜财神，祈求财运亨通。在永昌镇，关闭的店面似乎更多。 餐桌上，文流斌和雷小平说起了天南海北、古今中外。雷小平是北川农发行的老员工。他是四川大学自动化系的毕业生，1987年分配到北川，在银行里待了几十年。他和文流斌是朋友。吃完饭，他们在茶楼聊起地震，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情。时间足够久远，地震和自身都会拉开距离。2008年5月12日那天，雷小平正好从绵阳开车回北川，一条狗追着他跑，他减缓了车速，一辆面包车超了过去。在以往，他绝对不让别人超车。地震来的那一刻，山石往下滚，他马上下车，正好有个涵洞让他藏身，躲过了滚下的山石。石头砸进了他的车里。如今，他在路上看到狗，都特别敬重。 雷小平觉得这都是命。如果当时他在银行里上班，可能就难以从几乎完全垮塌的农发行大楼里逃生。 从大楼里幸运逃生的贺晨曦和她男友郑广明的故事被写在废墟旁边的牌子上。贺晨曦和郑广明后来结了婚。如今，他们已经离婚。 ▲ 文流斌 （右） 和雷小平 （左） 图/本刊记者 卫毅 杜仲 贾佑春给刘平安（ 化名 ）和王水清（ 化名 ）打了电话，说她不上山看他们了。我们沿着5年前行驶的山路想找刘平安家。汽车绕了好几圈，没找到。我们的目标是五棵杜仲树。5年前，《南方人物周刊》地震10周年回访报道的杂志封面是刘平安一家人站在雾中的杜仲树下。 在北川擂鼓镇田坝村，刘平安穿着迷彩服从山上走下，解放鞋湿透，天在下雨，冷。“杜仲树是我哥哥种的，砍掉卖了。”皮子可以做药材，两块多钱一斤。树干可以做木材，三百多块钱一吨。这些树一两吨重，加起来一共卖了两千多块钱。这五棵树种了三十多年。 4月5日，清明节。因为2023年闰二月，许多人都早早地给去世的亲人扫了墓。“一年有两个春天的话，只烧纸，不放鞭炮。”刘平安的大儿子埋在北川中学遗址里。二儿子去世时所在小学的位置，连遗址都没有了。他朝那个方向烧了纸钱。 2009年出生的女儿已经读初二。清明节前，学校提前放了假。这天，北川的学生在上学。 刘平安用老人手机。女儿用的智能手机。去学校的时候，手机会交给老师，周五回家，老师才交回给学生。“手机会把她毁了。”刘平安说。即便是这样痛恨手机，他说出话来还是平和的。贾佑春说她愿意跟他们交往，是觉得他们夫妻实在太老实了。“并不是所有灾区的人都像他们夫妻那样。”贾佑春说。 刘平安59岁了，明年可以领退休金。他的妻子王水清已经领了三年退休金，一个月一千二百多块，还有独生子女费50块。读初中的女儿，杂费和生活费加起来，一年要花一万多块钱。他觉得以他们现在的收入，挺困难，但“唐山大地震的那些人不也都是这样过来的？” 刘平安和王水清住在1970年代父亲建的木头屋子里。这四十多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发生大的改变。时间在绝对前行，但相对于某些人来说，时间仿佛是静止的。刘平安和妻子现在种红莲，这是一种药材，这是他们几十年中不断换种的作物中的一种。红莲5年才能长成可用的药材。收成好的话，一亩地可以收入一两万元。他们的地少。地多的人，发了财。发财的人是少数。 摄影记者大食在当年杜仲树的位置给刘平安夫妇拍了照片，同样的雨落进同样的雾中 （点击标题即可阅读 《5月12日里的十年 | 封面人物》 ）。 ▲ 刘平安(化名，左一） 与女儿 （左二）、妻子王水清 (化名，左三） 和父亲在自家院子里，2018年 图/本刊记者 大食 舞台 北川曲山镇邓家的河边有一个乡村舞台。舞台背景画着好几个穿戴羌族服饰的男女，他们微笑着向前，好像一直在跳舞。李昌平家就在舞台的旁边。门前种着土豆、豌豆、白菜。因为退耕还林，家里没有什么地了，这些菜都是自家吃。“外面物价高，几百块钱，没怎么花就没有了，吃自己家的菜不要钱。”李昌平七十多岁的母亲帮我们在河边尘土飞扬的马路上找到她时，她正在扫地。 “扫一天60块钱，在家里没事干，很无聊，没文化，只能干最脏最累最挣不到钱的活。娃娃在擂鼓上初中，现在还离不开娃娃。他（ 儿子 ）成绩一般，听话还是听话。”李昌平说，“姐姐读书还是好，成绩特别好。”她的女儿朱兰当年就读茅坝中学，那所学校在“5·12”地震中，只有两个班的学生幸存下来。她女儿并不在其中。 之后，她有了新出生的儿子朱浩然。李昌平的丈夫朱远成现在外地打工，这些年跑了天津、海口、广州……“全国各地都去，过年才回来，没办法。”朱远成过去主要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累出了腰椎间盘突出，全身是各种毛病，现在他不能做重活，只能做站着干的体力活，比如在油田上做搭架子的工作。说到这，她觉得扫扫地挺好，有一点收入，“保证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 以前，李昌平会跟着大家去跳跳舞。“疫情过后，没有那个雅兴了，大家都在干活，没时间跳舞。” 她希望儿子能考上高中。“我们这辈人吃了没有文化的亏，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她很少跟儿子说起姐姐，不想提过去，会伤心。“我跟他（ 儿子 ）说，你只要不在外面惹事就可以，平平安安长大最重要。” 外婆站在一旁，又说起那个梦，她在5年前说过。她记得太深：“娃娃说她出国留学去了，穿一身黑裙子，跳舞回来。” ▲ 李昌平 图/本刊记者 大食 横幅 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的纪念碑就在茅坝中学前面。前去悼念的人，总会在倒塌吊车的铁架前停留，看着挂在上面的横幅，默念出文字。15年间，挂在上面的横幅超过了40张。 “每年挂三次。过年挂一次，‘5·12’挂一次，儿子生日挂一次。”贺德志坐在安昌镇的药膏店里说起横幅，“第一次挂被扯下来后，补了上去，后面挂的都在上面。” 以前挂的横幅，都是以母亲成兴凤的语气写的。这些年挂的横幅，开始以父亲的口气写。挂的时候，成兴凤不到现场了。“我这些年身体不好，他们让我不要去了。”成兴凤说。 春节前，所挂横幅的内容是：“儿子节日快乐！天还是这样的蓝，阳光还是那么灿烂，你一出生的那一刻起，踩在出生纪念册的那一瞬间，你留下了人生第一个脚印，也便开始了你漫长的人生路……” 如果贺川还在，他已经到而立之年。贺德志还是会给儿子贺川烧小面额的纸钱、玩具，还放上他喜欢的菠萝啤。“他去世的时候，我们家穷，他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觉得特别亏欠他。”贺德志说。 “这件事情永远忘不掉，我不亲自去做，但还是要坚持做下去。”成兴凤说。 晚上，贺德志一个人在店里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新闻是《芬兰正式加入北约，俄强化军事外交对抗》。他喜欢看新闻。“5·12”那天，他在山西大同煤矿工作，从电视里看到新闻，他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回到了北川。 贺川被埋在茅坝中学巨石之下的时候，未满16岁。一段与他当时年龄差不多的时间快要过去。时间的节奏既快又慢，眼前的一切被震碎多年，人们需要用时间令其变得遥远，那是漫长的5月，回头和往前走是真实而矛盾的存在。 “平时没事做，就坐在这里，会回忆，忘不掉的。”贺德志说，“有些时间感觉到他还活着，到今天还会有这种感觉。希望他在一个不知道的地方生活着。” 贺德志还是会梦到儿子。“最近一次，梦见他在老家山上。”小黑狗在他旁边钻来钻去，它来到这里11年了。“是人的话，就已经七十多岁了。” 店里一天基本来十几个人，都是他治疗，成兴凤现在不太动手。她需要休息，晚上睡得早。“年轻的时候不好过，现在好一点了，身体又不得行了。”新冠疫情期间，她发烧到42摄氏度，挺严重。“抵抗力差，恢复到以前不可能了，但我们要过好每一天。” 2020年春节期间，武汉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成兴凤给我发微信，说她想给武汉人捐款，问有什么合适的渠道。她最后是找到北川一位可靠的负责人，让其代为转钱。她相信具体的人。她的微信背景是儿子贺川的照片。 夜深了，电视广告里有人说：“我试着换换方向，找到属于自己的轨道。” “这15年会觉得难吗？”我问贺德志。 “怎么说呢，我觉得挺难，人总这样活着，觉得没什么意思。”贺德志说。 贺德志的女儿前些年结婚了，在2019年底生下了一个儿子。小外孙几乎完整地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贺德志给我放了一段小外孙的视频，他沉寂的脸上，笑容又上来了。“他像他舅舅，聪明，灵活。” 小外孙喜欢跟姥姥姥爷在一起，尤其是姥爷。小外孙来到店里，就不想回去。这可能是儿子托身来的——他们希望就是这样。 ▲贺德志和成兴凤 图/本刊记者 大食 女儿 给王东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广西修高速公路。这些年到北川回访，一直没见到他。他在电话里表示抱歉：“你们每次来，我都不在。我没有固定工作，一年四季都在外边跑。” 除了春节，他很少回北川。因为要养活一家人，得出去打工。他做的是基础建设的事情。“到春节，或者9月份，学生开学的那一段时间，干工程的人问要钱，真的，哎，太痛苦了。”这些年，王东的生活里不是讨工钱就是被人讨工钱。 2018年7月，王东的第二个女儿出生，比她在2008年5月13日出生的姐姐，整整小了10岁。王东现在的老婆在老家带两个孩子。大女儿在绵阳读私立初中，一年的费用要花七八万。“读初三，下半年读高中了。成绩比较可以，成绩好我就给提供条件，我以前没读啥书，做家长的都希望自己小孩有出息。” 他继续在广西待的时间不会太长，他准备到西藏阿里去修路。 在电话里，我们回忆起了2008年5月19日下午的场景。在罗江乡下，我们见到了他和当时的妻子王茹，他们暂住在亲戚家。那天正好是地震悼念日，下午吃饭的时候，电视里的汽笛长鸣了很久。屋子外边是等待收割的油菜。出租车司机拉我们跑了一上午，但不愿意进屋吃饭，他觉得这样不好，怎么能吃受灾群众的饭菜，他们多难啊。王茹和王东离婚后，如今有了新的家庭，她又生了一个小孩。 我在绵阳中心医院转了转，当时的儿科主任医师还在医院工作。王茹生下大女儿的那片草坪上，有人坐在椅子上聊天，天上是一轮圆月。2008年5月，我们跟着王东回到任家坪，他在垮了的房子里寻找存折，对面的景家山上，升起的是一轮圆月。 ▲ 2008年5月20日，绵阳，王东抱着自己刚出生一周的女儿 图 / 本刊记者 大食 脸 当年绵阳永兴板房区的位置，如今是许多汽车品牌的4S店。廖乾美和弟弟妹妹开的美容美发店还在永兴区，店址换了新地方。 廖乾美带着父母去绵阳中心医院看病，他们是得了新冠之后，留下了后遗症。还没有床位，需要等。疫情期间，她现在的家婆感染病毒，病情严重，肺部变白，从县城医院转到市医院，也是没有床位。彼时，一位病人去世，才空出床位来。 美容美发店的店名还叫“宇辰”，但王宇辰已经改姓廖。王宇辰是我们当年报道过的四个地震遗腹子之一。当年许多取了与地震相关名字的小孩，后来改了名字。“改了名字，那边还闹架。”廖小林说，“我以前的姐夫在地震中去世之后，他的家人生怕我姐姐打掉小孩，但生出来是个女儿，他们有点重男轻女，不想管了。外甥女1岁的时候，我和她们回去，晚上被撵走。说起来真是伤心。我们当时姊妹三个，一无所有，老家是农村的，父母也帮不了我们什么。我们一起做事，靠自己的力量做好。现在他们看我们过得好点了，说家人间可以走动。我觉得没必要了，真的，心已经伤透了，没法愈合的。” 廖乾美的大女儿现在读初三，马上要中考了。她对女儿考上高中没有太大信心，觉得如果上不了高中，就让她读职高。可以的话，让她学习做这一行。“我们这里技术好，但运营还不太行。可以让她学习运营管理。”运营好了，就可以开分店。他们现在只是有加盟店和合作店，不敢开分店。 这里的生意没怎么受新冠疫情影响。不让开店的时候，廖小林甚至觉得高兴，“终于可以休息几天了。”疫情期间，生意甚至还好。“因为疫情，大家不出门，可以丑，所以抓紧时间美容。” 二楼是美容的地方。下午，还没到下班时间，来的客人少。廖小林和店员罗晶聊起了短视频上的网红。来店里做美容的客人里，也有一些小网红。“一白遮百丑，一胖毁所有。”这是罗晶的总结。 廖乾美和廖小林现在都有两个女儿，弟弟的妻子现在怀上了二胎。廖小林觉得两个小孩好不好养，要看怎么养。“我们小时候，像养鸡养鸭那样的养法，很好养。” 廖小林说她不喜欢念书，她读完小学就出来做事情了。姐姐廖乾美学习成绩好，但家里人多，她读到初二就出来做事情，觉得能减轻家里负担。姐姐跟着亲戚学做美发。但店小，生意不好，学习机会不多，也没学会，尽帮亲戚养猪了。她做餐馆服务员的时候，妹妹廖小林也出来做事情了。妹妹喜欢唱歌，有读艺校的想法，但一打听，还是放弃了。“打听之后，知道一年要一万多块钱学费。我姐姐问我想不想读，我说不读了。她那时候在餐馆当服务员，一年才挣一万多块钱。” 廖小林说现在店里一年的营业额是七位数。这让她想起来年轻时有过的梦想。她喜欢看短视频。她看着短视频平台上的那些网红，还没自己唱得好。她会把自己唱的歌放到网上，但绝对不露脸。可能是因为做美容的原因，她和姐姐的脸看上去都比实际年龄年轻。 廖小林想找一个专业老师培训培训。“没想过红不红，用平静的心态试一试。”她给大家放了一首她唱的歌——《忘了你，忘了我》：“当你说要走，不要挥手的时候……” 听着歌，我想起了一部电视剧的台词：往前走，别回头。 ▲ 罗晶和廖小林 （右） 在宇辰美容美发店 图/本刊记者 大食 聚会 席菁雯没有改名字。菁是北京的“京”，雯是汶川的“汶”，用的谐音。她的妈妈张建清当年被北京一家医院接到北京，在那里生下了席菁雯。她的爸爸在地震中去世，她是遗腹子。她现在读初三，住校，准备中考。星期六是一周之中她惟一可以在家完整待着的一天。姐姐席蝶大学毕业之后，在成都的一家药企工作。周末，席蝶从成都坐动车到绵阳，然后从绵阳坐公交车到北川擂鼓镇。她们的家在擂鼓镇。因为女儿要中考，张建清最近没有出去工作。清明前后，她会到山上帮父母采茶叶。 星期六，父亲将新采的茶叶背去卖掉，一块五一斤，一共9斤，换了一百多块钱。他回到任家坪西山坡的家里。这是地震后新盖的房子。沙发上铺的红布是北川地震纪念馆不要了的红布，上面还有一些油墨笔写的字，其中几句是：“生死不离，自强不息，四川加油，明天会更好。” 大姐的儿子张林桂从工地下班之后，开车来接外公外婆去三姨张建清家吃晚饭，这是一家人周末的聚会。张建清的大姐在地震中去世。二姐夫和二姐的女儿在地震中去世，二姐和二姐的儿子则在当年9月份的泥石流中被冲走。二姐一家全都没了。“这就是命，有些东西，不得不认命。”张建清说。 晚上的聚会，大家很高兴，桌上的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家人在一起。以前是一个月聚一次，现在是每周都聚。去掉那些和地震相关的背景，这是让人羡慕的一家人。“家人在一起还是安逸。”张建清感到高兴。 吃完晚饭，开车回永昌镇的路上，张林桂将外甥送到一处大宅门口，外甥下车，和妈妈互相说“拜拜”。然后汽车继续前行，他的姐姐在另外一处下车。这让我感到奇怪，以为搞错了他们之间的亲人关系。张林桂告诉我，这是因为姐姐离婚了。 在车上，张林桂说起自己以前给家人带来的不愉快。在地震中去世的母亲被认为是惟一能管住他的人。他在茅坝中学读的初中，没读高中，就去成都做事了。在成都，他曾经做着可以调动两三百万资金的工作。他以前赌博，“有时候，一晚上可以输掉二三十万。”2018年，他被判入狱，在监狱里待了三年半。出来之后，他决定告别过去，远离当年的圈子，回到北川。他现在每天晚上早早就睡觉，甚至好几个月都没吃过夜宵，过着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他一大早就去工地，白天忙一天，然后回家。周末接上姐姐和外甥去三姨家，和外公外婆表妹们聚会，他现在格外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人这一辈子，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家人平安。” 他会说起在监狱里的经历。在里面，有小偷小摸的，有吸毒贩毒的，有身家亿万的老板，有曾经的领导。大家的身份被重新界定，秩序也被重新界定，这能让人看到某种更本质的东西。 “一个男人，什么都会经历。”张林桂说，“以前的圈子不好，就换个圈子。年轻人，只要肯干，这辈子不一定是这样的。” “时间一年年过去，能消掉一些东西，这不是一个人，是太多太多人的经历。”说起过去，张林桂喜欢今天这样的聚会，他希望这样的时光能持续下去。 ▲张建清和席菁雯、席蝶、外孙 图/本刊记者 卫毅 画 朱扬改名字了，他现在叫杨子明，跟妈妈杨菊花的姓。他的爸爸在地震中去世，他是遗腹子。杨菊花再嫁之后又离婚，又再嫁，如今，她和现在的丈夫有了新的儿子肖景文。两岁多的肖景文喜欢在沙发上“飞”，杨子明喜欢跟弟弟玩，他们一直在笑。 杨子明读初二，这是周末，他和妈妈去到安昌镇上的舅舅家。外婆周末从北川景家山上来到安昌镇，和儿子女儿一家聚聚。在地震之后，许多人更看重家。 杨子明喜欢数学和历史。他现在想当数学老师，5年前，他说想当老板。他学过很多年的素描，喜欢美术赏析课，喜欢莫奈的《草垛》。他喜欢动漫，尤其是日漫，最欣赏新海诚。最近，他去电影院看了新海诚的《铃芽之旅》。 受其影响，我去北川永昌镇的一家影城看了《铃芽之旅》。临近电影开始，服务员随便给我开了一个影厅，没等我说话，她便给我选了一个座位。她说，随便坐，只有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坐在电影院里看完了《铃芽之旅》，想着龙门山脉的地下大概也有“蚓厄”一样的怪物，不知何时便蠢蠢欲动。这并非新海诚首创。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对地震的一个解读是：有巨大的鲇鱼怪物生活在泥土里，它的翻身辗转会带来地震。鲇鱼怪物的头被神明用巨石压住。神明保护土地上的生灵不被鲇鱼怪物伤害。日本人把这些传说神话绘制在木板上，称之为“鲇绘”。《铃芽之旅》中，那段咒语让人印象深刻：“思而复思，祈唤日不见之神，祈唤祖祖代代之土地神，此山此河，承恩甚久，不胜感激。诚惶诚恐，诚惶诚恐。谨遵神旨，予以奉还。” 许多日本人都有地震相关的经历和记忆。黑泽明曾经回忆东京因地震带来的火灾。火灾之后，他的哥哥带他去看那些废墟。那些尸体展示了遇难者经历的可能的死法。黑泽明无意看向旁边时，他的哥哥骂他，给我仔细看。黑泽明觉得晚上可能会做噩梦，但是没有。这让他感到奇怪。他问哥哥，哥哥说，你闭上眼睛，不看那些恐怖的画面，后来就会害怕，盯着看，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黑泽明感谢哥哥带他出去的这次远行。“那次远足，我们征服了恐惧。” 如何让龙门山下这些经历过或未经历过地震的人面对灾难、恐惧或创伤？这也许是需要时间来回答的问题。 杨子明告诉我，学校每个月都有关于地震和火灾的演练，他们对于每一步应该做什么，已经形成了某种意识。他还告诉我，他有时会想从未谋面的爸爸。 晚上，我向他告辞的时候，他送我出门，说：“叔叔，你下次什么时候来看我？” ▲杨菊花和杨子明、肖景文 图/本刊记者 卫毅 照片 在还没有拆去保护壳的电梯里，奶奶周秀芳问谢雨辰，今天学得开心吗？谢雨辰说，嗯。 谢雨辰读初二。他是通校生，只在学校上课，而不住宿。每天晚上，周秀芳会去学校门口等他下晚自习，签字，带他回家。之所以不住校，因为家离学校实在太近，只需要走几分钟的路。 我给谢雨辰看他这十多年当中被《南方人物周刊》摄影记者大食拍下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在绵阳永兴板房区，他的奶奶和妈妈刘小燕在一个盆子里给他洗澡，他那时候才几个月大。“我们家现在还有这个盆子。”谢雨辰说。 阳台是谢雨辰的小书房，上面贴满了他获得的奖状。有“三好学生”、“学习标兵”、“英语口语之星”，甚至是“足球联赛第一名”。他喜欢足球，在球队踢边锋或后卫，喜欢梅西。 初二的学习节奏已经快了起来，“对我来说，差不多可以接受。”谢雨辰有些内向，说话沉稳。他经常考全班前三名，但没有考过第一，他希望在初中三年里考一次第一。他会仔细分析自己每一科的优势和不足，有直面问题的勇气和能力。他最喜欢的主科是英语课，副科是地理和生物。 他说到北川的地理环境。“四面环山，处山谷地带，主河是安昌河，流量较小，含沙量较小。汛期是五六月份，为期较长。我们这个地区，泥石流灾害比较多。”他去过老北川的地震遗址，看到过自己出生之前的家，已经陷入地里好几层。地震遗址的许多地方，在15年当中，经历过无数次水流和泥沙的冲刷，已经跟当年很不一样。 ▲ 北川遗址 图/本刊记者 大食 谢雨辰梦到过自己的父亲谢军。父亲的形象来自于照片和光碟。“我看过我爸和我妈结婚时的碟片，做梦的时候，也是梦到他们结婚的时候，往房子里面走。我还是会想他。但是，印象不是非常的深刻，因为我还没有出生，我爸爸就不在了。（ 沉默了几秒钟 ）我小时候看那个碟片哭了很多次。有一次，我看他照片的时候，有一瞬间，我觉得他的眼睛动了一下。” 爷爷谢荣在茶几上看着清单，上面写着各种水果的名字。他的工作是给水果摊运送水果。他凌晨两点就出发，从绵阳将水果一路拉到安州区和北川，送到各个水果摊位上。他一年只休息大年初一一天。 地震之后，谢荣带着搜救队到北川菜市场附近找儿子谢军，一直没有找到。他从废墟里找出谢军的衣服，一直保留着。谢军没有墓。周秀芳跟谢雨辰说，将来你工作之后挣的第一笔钱，要用来给自己的爸爸修一座衣冠冢。 家里人希望谢雨辰能上大学，他们家还没出过大学生。谢雨辰14岁，距离他将来大学毕业，还需要一些时间。 ▲谢雨辰坐在贴满奖状的书桌前 图/本刊记者 卫毅 铃声 此前，我在找谢雨辰家的时候，在永昌一个水果摊前问谢荣的电话号码。市场新来的管理人员说，最好是让水果摊主用本地的号码打电话。“他们看到外地的电话号码，可能接都不会接。” 谢雨辰的妈妈刘小燕重组了家庭，又生了一个弟弟。我们已经有10年没见。永昌镇上的人告诉我，刘小燕开了一家女装店。我找到那家店，店门是关着的，店内已经清空。我用手机拨了刘小燕的电话。铃声响起：“喂，你好，我不买房，也不卖房，不租房，不买保险，不买基金，不办信用卡，不学英语，不买安利，不美容，也不美发，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请挂机，其他的朋友请继续等待，如果到现在还没接电话的话，肯定是没听见了，有急事的话，多打几遍，没急事就……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2009年4月，刘小燕与周秀芳每两天为谢雨辰洗一次澡 图 / 本刊记者 大食 一代人 谢雨辰希望以后能去北京，这是他的愿望。他的姑姑谢燕祝去过北京。地震发生的时候，谢燕祝是北川茅坝中学初二的学生。那天下午，她和同学去县委大礼堂参加演出，同去的还有另外一个班的同学。 再加 上 两个班主任和一位排练演出的老师，这是茅坝中学仅存的师生。其他人连同校舍都被埋在了巨石堆下。 班主任陈宏对谢燕祝很好。初中时，让她做了英语课代表。谢燕祝的英语成绩经常考第一名，可能比谢雨辰的英语成绩还好。 谢燕祝从小就害怕自己严厉的父亲。中考结束，查分时，得知自己的成绩超过了北川中学的录取分数线。她看到父亲哭了。这是她第二次看见父亲哭。父亲说，这是他们家第一个读高中的人。父亲第一次哭是哥哥在地震中没找到的时候。 上高中的时候，文理分班，谢燕祝被分到了理科班，这让她不解，因为她文科成绩更好，也更喜欢文科。她去找老师，老师说，理科班的文科成绩整体不好，她来理科班，可以平衡一下班上的整体成绩。没办法，她只好在理科班继续学习，但成绩开始落后。她体育成绩好，是校篮球队成员。她希望走艺体生的路，但学费较贵。妈妈告诉她，要养小侄儿，可能没法负担艺体生的学费。谢燕祝考虑之后，没有继续高中的学业。她读到高二，就开始出来工作。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她告诉家里人是做地铁安检员，其实是保安。她不想让家里人担心。她负责北京西二环一个老旧小区的安保。三班倒，包吃包住。一个老婆婆喜欢跟她聊天，说想着把房子卖了。房子只有四十多平米，估价四百多万。虽然在西二环工作，但谢燕祝从未去过天安门。她的妈妈以生病为由，将她“骗”回了北川。 这十多年间，谢燕祝换过很多份工作，现在绵阳一家财税公司负责销售工作。她结了婚，又离了婚，小孩已经5岁。和前夫一起买的房子，她主动要求将自己的名字去掉。她不想为了房子，让自己儿子受委屈。她现在租房子住。她跟前夫离婚时签了协议，儿子长到18岁，房子归儿子。 新冠疫情期间，她的业务少了许多。客户生意差，到处关门。“没有人跟你谈业务啊，更不需要找会计了。”她给客户打电话，客户说，不好做啊，我们都打算注销公司了。“别人开的店越多，我们的业务越好。没有谁像我们这样希望客户发财了。”现在，业务慢慢在回升，有人注销公司，也有人新注册公司。 谢燕祝没有告诉儿子，她跟他爸爸离婚了，5岁的小孩还不太懂这些。她会经常见到儿子。“自己做了妈妈，才知道自己妈妈多辛苦。我真的没有希望孩子长大有多出息，我跟我孩子讲，以后不一定要多有钱，首先要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长大。能做一个正直和善良的人，我就很欣慰了，这样的人，以后在社会上也吃不了什么大亏。” 谢燕祝通过微信发给我一张差不多二十年前的全家合影。上面有他的哥哥谢军。“是不是和我的侄儿超像，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北川地震遗址，前来悼念的游客 图/麦启烜 山 在汶川萝卜寨，释比王明杰家对着山上的一个垭子口，寨子里的人把那称作南天门。翻过垭子口，就是彭州。沿着山路走，可以到茂县，到北川。这是连绵的龙门山脉。在汶川映秀镇地震遗址，讲解员会跟参观者说，地震为什么发生在汶川，但北川受灾最厉害？“因为，这一带是龙门山，龙首是汶川，龙尾是北川。” 在以往，从汶川去北川的人愿意走山路，是因为可以避开大路上的“棒老二”，也就是土匪。到了1960年代的头几年，寨子里的人拿着一些铜锣锅、首饰之类的东西，翻过山，去北川换一些粮食回来。那时候，“我是全劳动，一个月30斤粮，父亲属于半劳动，一个月28斤粮，不够吃。”以前的萝卜寨种玉米、青稞、麦子、荞麦。现在种樱桃和李子。有的已经挂果，有的花才开，风吹过来，像漫天飞雪。 已是4月中旬。清明断雪，谷雨断霜。垭子口的积雪所剩寥寥。更远处的雪山倒是常年积雪，山那边就是四姑娘山。朝着那个方向，有几株树龄上千年的侧柏，在萝卜寨，这被称为神树。在寨子的一个林长公示牌上，划分了责任区域，用词是——“神树以外”、“神树以内”。在羌族文化里，释比是人和神的沟通者。在传说中，释比甚至会飞，化身白鹤，从神树来往雪山，只在须臾之间。 村里今天有婚事，王明杰没有去，让他的徒弟去了。他已经83岁，牙齿松、耳朵背，但精神还可以，遇到难题的时候，他才出马。 他坐在门口和村民聊天，从建房聊到医保、养老金。地震中，他的一个女婿去世，留下一个遗腹子。女儿带着三个小孩过日子，去广东学了厨艺，现在汶川县城开馆子。 王明杰的老伴去世多年，平时他一个人用火塘烧水，把听力不好的耳朵凑到音箱前看电视。羌语靠口传，以前有的词才能用羌语说出，没有的词便无法说出。比如可以用羌语说“火塘”，却不能用羌语说“电视”。 王明杰觉得，现在有的释比表演性太强，穿得花花绿绿的，不是以前的样子。“释比做法事时要穿得素。”他的师傅——老释比张福良在“5·12”地震中去世，供在神龛上的猴皮帽隔了15天才被挖出来。王明杰保存着这顶掉了毛的猴皮帽。帽子已经传了六七个释比，时间已经超过了一百年。 和以前不识字的人比起来，王明杰觉得自己的优势是上过小学，可以用音译的方式，用发音相近的文字记录下口头传授的东西。王明杰家门口写着一串奇怪的文字，这被认为是羌文。他指着这些字发音。“今天有客人来。”每天都有客人来。王明杰年纪大了，已经不下地干活，有儿女们去管理那些在5月里会结果的果树。他们则会坐在门前，一聊就是一天。春天里，雨水多了起来，天上开始打雷，接着下起了雨。雨滴越来越密，聊天的村民们一个个回家。王明杰坐在门口，用烟斗抽着兰花烟，看着南天门，静待暴雨平息下来。 ▲王明杰远望南天门 图/本刊记者 卫毅 明天 “在羌语里，‘明天’怎么说？”我问王明杰。 “得比西（音）。”王明杰说。 “‘明天会更好’怎么说？” “得比西……”王明杰说了一段难以记录的文字，然后补充道，“就是比今天还要好的意思。” “明天会更好吗？” “明天肯定会更好。” ▲映秀漩口中学遗址的广场上，人们排队哀悼遇难者 图/麦启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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